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五类倾向性问题个人剖析,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五类倾向性问题个人剖析5篇
第一篇: 五类倾向性问题个人剖析
XXX公司疫情期间
的倾向性、趋势性问题及针对建议
在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发生后，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春节期间和春节后暂停或者延缓了生产经营，针对疫情发展形势和上级要求在做好全面预防的前提下有序复工复产，现就公司在疫情期间防控情况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描述如下：
一、防控复产基本情况。XXX公司作为XXX公司主供应商，主要从事电控系统控制柜的配套。疫情发生后，为了确保单位职工人身和社会公共安全，提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防控水平和疫情应急处置能力，根据省市区文件精神，公司对复工生产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对厂区安排专人进行全面消毒。二是对进入厂区人员进行体温测量控制,必须佩带口罩，做好登记工作;引导员工加强个人防护，并做好消毒记录。三是对职工春节期间外出活动进行排查，详细掌握员工流动信息，鉴别重点区域人员。四是多渠道做好疫情防控药品、物资购买准备、登记发放工作。五是加强宣传教育和信息报送等工作。
二、复工复产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在2019年下半年，市场受到中美贸易影响，订单量断崖式下降，作为配套单位，公司经营面临同样的巨大压力。在疫情爆发后,公司在配套订单量、自销业务市场开拓、原材料采购、物流配送、生产周期等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公司生产活动同时受到了供给、需求两个方面的冲击,处境越发艰难。一是公司原材料采购件占比90%以上，部分元件需要进口，疫情初期国内停工停产影响剧烈。由于年底留有一定的备料，仅够维持2月份任务。随着国外疫情的严重爆发，国外供应商停产，进口元件出现紧缺乃至缺货，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巨大影响。截止目前，国内仍有部分供应商无法100%复工，国外进口元件更是缺口进一步扩大。二是在国内外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公司的采购成本、物流成本增加；
甚至部分原材料需要现金付款方能采购，对公司现金流也造成紧张局面。三是在如此不利局面下，公司工作量严重不足，一季度亏损已无法避免。为缓解经营压力，员工工资下浮30%，如此情况，对职工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利影响，不利于职工队伍的稳定。
第二篇: 五类倾向性问题个人剖析
家庭教育指导的倾向性问题和着力点关 颖
摘要：我国的家庭教育指导蓬勃发展，但也存在倾向性问题：在家庭教育指导理念上：重塑造，轻培养；
在家庭教育指导对象上：重孩子，轻家长；
在家庭教育指导方式上：重灌输、轻启发；
在家庭教育指导内容上：重实用、轻基础；
在家庭教育指导整体上，重传播，轻研究。推进家庭教育指导科学发展的着力点是：以科学研究为引领，着力把握家庭教育指导方向；
以规范化管理为依托，着力加强指导者队伍建设；
以搭建平台为重点，着力促进家长自我教育；
家庭教育指导与服务并举，着力全方位市场开发。
关键词：家庭教育指导 倾向性问题 着力点
我国的家庭教育指导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的进步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如今已形成蓬勃发展态势。特别值得欣慰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家庭教育指导在国家决策层面引起了高度重视。如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专门阐述了“重视和发展家庭教育”；
2006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应当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家庭教育指导的法律地位；
2007年全国妇联、教育部等八部委共同制定了《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十一五”规划》；
2010年国家七部委联合颁布了《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
在前不久由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再次强调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儿童少年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制定家庭教育法律等等。这预示着家庭教育指导将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发展，也预示着家庭教育研究者和指导者肩负着更大、更重、更艰巨的社会责任。因此有必要对目前家庭教育指导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审视，进一步明确工作的着力点。
当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的家庭教育指导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有无数家长从中受益的同时，必须承认其中尚有诸多不完善、不尽如人意之处。目前，从总体上看，与广大家长重视子女教育、家庭教育指导蓬勃开展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家庭教育指导中存在简单化、庸俗化、急功近利的问题，形成了典型的“快餐文化”，即追求通俗、短期流行，追求速成、立竿见影，而不注重深厚积累和内在价值。犹如快餐只突显“快”和“口感”，但是缺乏营养，多吃无益，甚至领偏了家庭教育指导的方向。具体表现为五重、五轻：
在家庭教育指导理念上：重塑造，轻培养。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育人为本”，基本理念是孩子是成长的主体，重在培育。而有的指导者过度夸大父母的作用，过多强调“孩子的命运由你决定”，指导家长如何按照成人的意志塑造、左右孩子，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孩子的权利、孩子的能动作用，客观上强化了家长专制的理念。
在家庭教育指导对象上：重孩子，轻家长。过于注重指导家长解决孩子的问题，“父母有病让孩子吃药”的现象普遍存在。忽视了指导家长对家庭教育基本问题的了解、自我素质的提升和对自身问题的反思。以致家长对孩子付出越多，孩子身上的问题越多，亲子关系越紧张。从2005年武汉一次国际性中小学生作文比赛中许多孩子将妈妈形容为“母老虎”、“变色龙”，被称为“妖魔化妈妈”，到今年豆瓣网“父母皆祸害”小组影响的迅速扩大等等，近年来孩子对父母不良教育行为的宣泄愈演愈烈。尽管孩子对父母负面评价有其片面或极端之处，但是许多孩子的真实经历和描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家长自身的问题，以及家庭教育问题和亲子冲突的积重难返。一些指导者借此对父母批评指责，却少有反思家庭教育指导对父母提供了多少有效的帮助、以及自身的失误和欠缺。
在家庭教育指导方式上：重灌输、轻启发。目前的家庭教育指导更多的是面向群体的知识传播，停留在指导者教、家长学或者简单模仿的层面，对家长提出的问题常常是有问必答，仅仅把家长当作“受教育者”、“被要求者”。家长则通常处于被动状态，而在开发家长自身的教育潜能、引领家长分析思考家庭教育问题、启发和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方面尚显不足。
在家庭教育指导内容上：重实用、轻基础。关于做什么样的父母、怎样做父母的问题是家庭教育指导的重要内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家庭教育指导，热衷于迎合家长急于求成心理，教给家长“教子秘笈”、“黄金法则”，告诉家长怎么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怎样培养孩子成为博士、成为精英，引导家长当教练、当朋友、当伙伴……而父母对孩子应当履行哪些职责？孩子的权利是什么？家庭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是什么？这些家庭教育最基本的问题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甚至成为家庭教育指导的盲点。造成许多父母自身角色错位，在履行自身职责、正确处理与孩子的关系方面存在很大的盲目性。
在家庭教育指导整体上，重传播，轻研究。家庭教育指导方面所折射的问题：一是家庭教育研究滞后，不足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和不断增长的家长的需求；
二是家庭教育研究队伍专业化程度低，视野窄，缺乏系统性、连续性和对家庭教育问题的深入探讨，低水平重复多，理论创新少；
三是研究过于务实，对家庭教育中的某些问题，停留在就事论事的一般性分析上，或者分析视角单一，难免顾及一点不及其余，甚至以偏概全等等。以致以科学的家庭教育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的声音在家庭教育指导领域的有效传播还有太多的欠缺，许多人热衷的家庭教育指导看似枝繁叶茂却没有理论根基，成了“无本之木”。
推进家庭教育指导的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需要有法律保障、政府支持，更需要在理论研究、队伍建设、搭建平台、开拓市场等方面下真功夫。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几个工作着力点：
（一）以科学研究为引领，着力把握家庭教育指导方向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强调：“充分发挥各类家庭教育学术团体的作用，针对家庭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积极开展科学研究，为指导家庭教育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这一阐述反映了党和政府对家庭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视，这也是家庭教育指导上水平的关键所在。家庭教育是一门科学，有自身的特点、规律和方法。无论社会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也无论家长在教育孩子中遇到怎样特殊的问题，就家庭教育指导而言，是有规律可循的。家庭教育指导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以不断创新的理论为指导，才能扎实推进、才能经得起推敲、才能提高水平。
建议组织有理论功底、有影响力、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扎扎实实、有计划地进行家庭教育研究。至少包括五个层面：（1）家庭教育基础理论研究，为家庭教育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2）定期进行家庭教育现状、问题、家长需求的调查研究，形成惯例、跟踪老问题、发现新问题、了解热点问题，通过调查分析和研究成果的权威发布引领家长、扩大影响；
（3）家庭教育指导教材、教法研究，为指导者提供多学科视角的理论参考而不单纯是培训家长的课程。如家庭教育学、家庭教育心理学、家庭教育社会学、家庭教育伦理学、教育家论家庭教育、我国家庭教育的历史、国外家庭教育经验、家庭教育指导规范与技能等等；
（4）家庭教育指导本身的研究，如指导规划、指导模式、指导内容、指导者队伍建设、评估体系等等；
（5）指导家长的实验研究。在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建立我国家庭教育研究和指导文库，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作为探讨现实问题和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基本理论依据，并为家庭教育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同时，规范家庭教育研究管理机制，在课题评审、理论研讨、优秀成果推介等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
从80年代初期开始，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逐渐被社会所认识，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开始提上日程。据全国妇联统计，全国有各类家长学校43万余所，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11万多所。不仅是学校，社区、各类企事业单位、大众传媒都对家庭教育指导做了大量工作，从事家庭教育指导的人员数以百万计。但是，从总体上看，家庭教育指导者队伍专业化程度比较低，师范院校家庭教育专业毕业生从事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的寥寥无几，一些教育工作者兼做家庭教育指导多是业余爱好，社会上某些热衷于家庭教育指导的人士大多没有专业背景或没有经过系统培训，更有少数人把家庭教育指导仅仅作为自己的职业而非事业，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这就催生了一批以“专家”自居的人，有人把家庭教育指导当作一块“肥肉”直盯家长的钱包，或者高价卖票，或者免费讲座后鼓动家长买书买光盘、给孩子报名上业余辅导班，从跟本上背离了家庭教育指导的宗旨；
有的人 “无知无畏”，没有科学依据凭“想当然”讲话，乱造概念，往往以偏概全。一些媒体热衷于寻找新闻“卖点”跟风炒作、推波助澜……给家庭教育指导制造了混乱。因此规范家庭教育指导者队伍是当务之急。应当由家庭教育统领机构和全国性家庭教育专业社团具体组织实施。
建议：（1）实施家庭指导者培训工程，对象包括家庭教育工作骨干、儿童教育工作者、家庭教育媒体、相关社会组织和企业从业人员等。围绕家庭教育基本理论和方法、相关法律文件、家庭教育指导的基本原则和内容等进行强化学习、能力训练。主管部门制定家庭教育指导者的培训计划，统一培训内容、培训课时、必修教材，严格掌控师资；
（2）建立家庭教育指导者资格认定制度。主管部门制定家庭教育指导者的资格认定标准、岗位责任规范等，具备相应条件，经培训考核合格者颁发资格证书并定期进行检查、考核。积极创造条件，发展家庭教育指导师职业，逐步实现指导者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
（3）实行家庭教育指导相关机构准入制度和载体规范化，各类家长学校（包括网上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等配备专职的专业化家庭教育指导者，吸引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才加入家庭教育指导队伍。制定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准入标准，对在工商部门注册的以家庭教育指导为主要经营范围的企业，会同相关部门进行家庭教育指导能力评估、工作督导、鉴定审核。具备相应条件，经审查合格者颁发资格证书。对不能达标或在从业期间有严重违反岗位责任行为者取消指导者和指导机构资格。改变家庭教育指导以盈利为目的、误导家长的状况。总之，从跟本上使劲，从源头上干预，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推进家庭教育指导有序发展。
家庭教育是在家庭私域中进行的，执行者是以父母为主的家长。再好的家庭教育指导都必须通过家长、转化为家长的教育行为才能作用于孩子。也就是说，任何指导者、多么好的家庭教育指导都不能替代家长对孩子的作用。而家庭教育有法又无定法，所谓有法是说家庭教育有不同于其他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有前人总结出来的科学方法和艺术；
所谓无定法是因为家长所面对的孩子是活生生的、有自主意识和自主行为的、独一无二的、独立的个体，当同样的方法作用于不同的孩子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反映，家长机械地照搬既定的方法或模仿和别人的做法照方吃药、照猫画虎不会有好的教育效果。家庭教育指导作为一种成人教育，能够启发家长自我教育才是成功的教育。社会学家潘光旦说：“真正的教育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智慧，并且具有使用这种智慧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对专家和指导者而言，对于家长提出的孩子教育问题没有必要有问必答。更需要我们做的是打好根基、搭建平台，促进家长教育素质的提升，激发家长自身的教育潜能，通过不断的自我教育，悟出教育孩子的真谛，而不是依赖指导者。
建议：（1）搭建信息平台，拓展指导渠道。现代社会有浩如烟海的家庭教育类图书、报刊，有不断发展的电视、广播，有海量信息的互联网络，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信息化、学习型社会的创建，就家长自身而言，对现代传媒的依赖日渐加深，这也预示着家庭教育指导面临着由传统的面授知识、灌输为主向通过各类传媒引领广大家长主动学习的历史性转折。大众传媒的发达为家庭指导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和传播载体，应当成为现代社会家庭教育指导的主渠道，把家庭教育的基本常识、倾向性问题、新的理念和专家的研究的各类成果通过多种渠道传递给家长，充分满足不同家长的需求。尤其要注重指导家长学会选择、学会辨别；
（2）搭建活动平台，动员家长参与。家庭教育指导对家长的直接和有效的帮助是起到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的家庭教育知识普及活动、主题教育活动、实验活动等搭建平台，为家长创造学习、参与、分享的条件和氛围，动员家长参与其中，组织他们共同探讨相关问题，展示、点评家庭教育的得与失，促进家长思考问题、践行研究成果，在自我教育和实践过程中，达到科学教育理念的升华，更有效地把握适合自身的家庭教育方法。（3）搭建互助平台，鼓励发展家长自组织。广大家长对家庭教育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也不乏有自愿组织家长活动的热心人。近年来，涌现了诸多的家长QQ群、网上论坛等。在现实生活中，以民间、自治、志愿、公益等为主要特性的各类家长俱乐部、家长沙龙等也应运而生。家庭教育指导应善于调动家长自身积极性，倡导和鼓励大孩子家长与小孩子家长、相同问题孩子的家长、相同个人特质的家长等，建小组、结对子，自己组织、互帮互助、在探寻中自行解决家庭教育中的问题。同时对他们的活动加以引导、提供方便，同样能够达到指导家庭教育的目的。
在我国家庭教育工作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探索家庭教育指导和服务社会化、市场化运作新模式。”今年9月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政策措施。会议提出加强统筹规划、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切实维护家庭服务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加大财税等政策扶持力度等五项具体措施。在第一项政策措施“加强统筹规划”中，与“因地制宜地发展家庭用品配送”并列提出了“家庭教育”，并提出“满足家庭的特色需求”。无论这里所说“家庭教育”的内涵是什么，至少为我们拓宽家庭教育指导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家庭教育指导与服务并举。事实上，有需求就有市场，家庭教育指导在整体上坚持公益性的同时，有必要也有可能针对家长的特殊需求开发服务市场。
其必要性在于：其一，与广大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与服务的需求不相吻合的是，家庭教育工作来自政府的经费支持严重不足，制约了家庭教育指导的可持续发展。开发家庭教育服务市场，针对个体需求提供有偿服务，可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缓解资金困难的压力；
其二，目前社会上有相当多的家庭教育指导机构、亲子活动机构、心理咨询或教育咨询机构等在为家长提供有偿服务，某些项目费用昂贵却收获甚微，甚至侵害了家长和孩子的权益。有必要通过主流渠道家庭教育服务机构的强化扭转这种局面；
其三，随着社会发展和对孩子教育的重视，来自社会、学校、孩子对家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作为家长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事实上，家长不可能成为“全能超人”，靠自身的力量往往难以应对复杂的教育问题，有必要借助外力、尤其是借助专业化的帮助提升自身家庭教育的能力和水平。
其可能性在于：其一，在我国没有分管家庭的政府机构，全国妇联作为家庭教育工作的牵头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在代行政府推进和谐家庭建设职能，对家庭需求最为熟悉，也有地方各级妇联组织为家庭提供服务的经验，发展家庭教育服务有良好的组织保障；
其二，家庭服务业近年来得到长足的发展，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花钱买服务”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天津市对千余名儿童家长调查显示，对提供“孩子养育方面有偿专业服务”有需求的达到五成以上；
其三，社会上已有的家庭教育服务机构，远不能满足广大家长的需求，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其四，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日臻成熟，已经具备实行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配套化服务的条件；
其五，近年来，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事业得到强化，为家庭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也包含了家庭教育服务。发挥社区的地域资源优势，将给家庭教育指导注入新的活力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建议：（1）统筹规划，加强对家庭教育服务市场化运作的研究，加大实施力度；
（2）实施有效管理，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为我所用；
（3）在现有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基础上为家长提供“菜单式”有偿服务项目，如育婴早教服务、亲子活动、心理和教育咨询服务、行为问题矫治、家长参与式培训、亲子关系诊断、家庭治疗、家庭教育类报刊图书配送等等，满足家长的不同需求；
（4）发展家庭教育服务产业，形成统筹规划、规范管理、多方联动、各类服务相配套的产业链。推进家庭教育服务健康有序发展。
家庭教育指导的科学、可持续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家庭教育工作者开阔视野、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新突破。
第三篇: 五类倾向性问题个人剖析
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二论再接再厉搞好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
本报评论员
《 人民日报 》（ 2014年05月26日 01 版）
“一针不补，十针难缝”，这句俗话说的是一开始忽视了问题，就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开局良好、逐步升温、扎实推进，不过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或是认识不到位、责任不落实，部署活动不从实际出发，照搬照抄，上下一般粗、左右一个样；
或是学习教育重形式、轻效果，简单地以开了多少会、写了多少心得体会，作为衡量学习效果的标准；
或是意见不深入、不聚焦，把征求意见搞成了简单的填表格、打对勾，满足于设信箱、搞座谈，却不认真梳理分析问题；
或是工作措施大而化之、华而不实，倾心打造“盆景”，只求点上好看、忽视面上工作，搞“一俊遮百丑”；
或是解决问题虚晃一枪、避重就轻，存在畏难情绪、旁观心态，怕深挖下去引火烧身，缺乏动真碰硬的勇气。对这些问题，应该高度重视、时刻警惕。
教育实践活动是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承载着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使命，承载着人民群众对弘扬优良作风的殷切期望。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只会使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变成儿戏；
做虚功、走过场、走形变味，只会让改作风的努力半途而废。对于这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如果不能高度重视、坚决遏制，很容易稀释了活动效果、消解了群众信任。
问题只是表象，根源还在思想。无论是“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敷衍了事，还是“自娱自乐、自弹自唱”的体内循环；
无论是“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为官不为，还是“喊口号多，办实事少”的言而不行，都源于责任上的模糊、态度上的暧昧、意识上的懈怠。缺少三严三实的精神，才有松松垮垮、大而化之的状态；
缺少求真务实的精神，才有光说不练、纸上谈兵的行为。
对于这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一定要认真对待，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只有时常结合实际“回头看”，对出现的问题逐项排查、深入排查，落实到人、具体到事，才能把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只有通过排查“往里看”，举一反三、追根溯源，该纠正的纠正，该返工的返工，切实加强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才能把问题抓紧解决好。拧紧思想的总开关，把好制度的总闸门，就能管住各种毛病的“跑冒滴漏”，让教育实践活动得实效、起长效。
第四篇: 五类倾向性问题个人剖析
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倾向性问题剖析——课程改革的视角
周建平
摘 要：当前，许多地方本科院校把应用型人才培养作为自己的目标定位，并以此为着力点进行课程改革。由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课程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同时也是一次教育范式的转换，所以难免会产生一些问题。本文剖析的基础主义、学科主义、训练主义和形式主义等便是伴随课程改革而来的四种倾向性问题。
关键词：课程改革 应用型本科教育
应用型本科教育是一种以强调应用为目的的教育，它把应用型人才培养作为自己的目标定位，并围绕此着力进行课程改革。显然，这场课程改革决不是单纯的课程内容更新或教材变换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培养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实施与教学方式、教材与课程资源、评价标准和师资等方方面面的改革，也是一次教育范式的转换。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应用型本科教育课程改革向纵深推进，一些倾向性问题开始显现，使课程改革直面严峻的挑战。
倾向性问题一：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主要表现为：课程改革强调理论知识的厚实，主张理论知识不仅要有足够的深度，而且要有足够的宽度，即所谓的“厚基础”，这是当前我国许多本科院校包括应用型本科院校所奉行的课程理念。实践中，它一方面主张学生除了学习本专业课程外，还应学习跨专业课程，以便拓宽基础。另一方面，就本专业课程而言，它认为课程设置除了包括公共基础课外，还应包括专业基础课，而且后者应占整个课程的绝大部分。与此同时，对实践教学课时量的安排却很少，形式也比较单一，往往只有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以及很少的认知实践。譬如大部分的工科专业在学时安排上，公共基础课课时占50%以上，专业基础课占30%左右，专业课（含专业必修课和任选课）仅占10%左右，而且还存在被继续压缩和减少的可能。另外，重要的毕业实习只有2～3周，时间很少。[1]
强调“厚基础”，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个理念，即：基础打得越牢越好，理论学得越多越好，什么知识都学点，相当于进行通识教育，学生将来就能应对自如。应该说，市场确实需要适应能力强的人才，但这种能力的形成恰恰不是靠深厚的理论知识，而要靠一般能力的习得和素质的提高。在这方面，CDIO（即：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运作Operate的缩写）模式下的工程教育是比较成功的。它是以工程项目包括产品、生产流程和系统从研发到运行的生命周期为载体，让学生以主动实践的方式学习工程的工程教育模式，强调在基于项目的反复学习训练中，让学生获取知识（自主学习）、共享知识（团队合作）、应用知识（解决问题）、总结知识（技术创新）、传播知识（沟通交流）。这些一般方法和一般能力的获得，才是真正通识的，是社会所真正需要的。[2]然而，目前我们却过分强调基础科学理论，这势必弱化专业内容和实践，从而影响学生能力培养和素质提升。鉴于学生的理论基础、师资状况和社会需求等多方面原因，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实际选择不应该强调“厚基础”，而应该强调能力的培养。在我国走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一般高校的大部分本科生不可能都在企业从事研发工作，而要担任“现场工程师”的角色。因此，他们迫切需要的是职业能力和素质的养成，而不是基础理论知识的丰厚。
应用型本科教育所奉行的“厚基础”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强调“实基础、强能力”。所谓“实”，是指实在、实用，即基础应该真正成为能力发展所必需的基础，也就是说，基础理论知识应该以“必需、够用”为原则。在课程设置上，应该从某专业社会需要的知识能力出发进行课程的整体设计，一些基础理论课可以适当采用整合的方式处理；
在课程内容上，可以适当打破严格的学科逻辑体系，采用模块化方式设计；
在课程时数上，可以适当精简；
在课程授受方式上，可以适当灵活处理，如德国一些化学专业的高等数学，不是由数学老师来教授，而是由化学老师教授，以真正确保理论知识的适切性。所谓“强”，是指强化，即强化能力的培养。这需要改变原来的学科教学模式，在一些专业倡导以项目为核心的教学，以“用”导“学”，以“用”促“学”，从而真正把知识的获得与能力的提高联系起来。同时增加实践教学时间，提高实践教学效果，打通课内与课外的联系，充分利用学科竞赛、考级考证、任务驱动、社会参与等多种平台，帮助学生锻炼能力，提高素质。
倾向性问题二：学科主义
学科主义主要表现为：课程改革强调课程内容选择的学科取向。在现行的教育实践中，很多应用型本科院校也在提倡“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即以学科建设引领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这里，学科建设是第一位的，专业课程建设则是第二位的，课程设置不是按照人才培养规律，而是按照学科要求进行。应该说，强调课程的学科取向由来已久。高等教育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传授高深学问，促进学科发展，因而学科建设主导课程建设顺理成章。这种传统作为一种内在精神，在历史与文化的变迁中传承并延续着，以至于高校教师似乎与生俱来就带有一种学科情结而少有课程情感，学科意识浓厚而课程意识缺乏。
课程设置以学科科目相对应的方式展开，既容易导致课程设置的精细化和课程内容的精深化，又容易导致条块分割，切断横向联系，最终使课程的可调适性变弱。这显然不符合应用型本科教育在基础理论知识方面的“必需、够用”原则在课程结构方面的综合化的要求。不仅如此，课程与学科科目相对应设置，还容易导致课程内容与社会需求的脱节。
众所周知，在当今时代，知识、高等教育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正在发生转变，从以前的“高等教育-知识-社会”转变为现在的“社会-知识-高等教育”，知识必须放在社会背景中加以理解。评价知识的标准，不是教师说了算，而是社会说了算，社会的需要才是决定课程的真正标准。如果说以前是“生产决定消费”，那么今天则是“消费决定生产”，这在应用型本科教育中更应如此。由此，应用型本科高校课程体系应该根据社会对人才质量的要求设计，课程大纲制订应该基于社会需求分析，这样才能真正为地方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在这里，CDIO模式同样给我们重要启示，其教学大纲的制订基于社会需求，强调教学大纲的设计与培养目标的确定应与产业对学生素质和能力的要求逐项挂钩，课程设置采用集成化方式，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避免内容重复，从而保证学生获得应有的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能力。[3]
基于以上分析，应用型本科教育应该强调以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为核心，强调课程建设优先与社会而不是与学科对接。这样，学科建设不再是引领课程建设，而应该成为专业课程建设的重要支持力量。也就是说，不应“以学科建设为龙头”，而应“以学科建设为支撑”。这也必然要求学科建设本身进行适应性变革：在学科建设的方向上，要重视应用研究，而不是纯理论研究；
在学科建设的路径上，要密切联系社会，在依托地方、服务地方的过程中，加强学校与市场的广泛接触，把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信息及时反映到课程中来，从而促进课程体系进行适应性调整，培养适合市场需求的人才。
倾向性问题三：训练主义
如果说前两个倾向性问题与课程设置相关，那么训练主义则关系到课程实施。训练主义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教的方面看，由于内隐于我国高校教师头脑中的知识观深受唯科技理性思想的影响，因此现实的教学内容呈现出明显的唯逻辑化和纯客观化倾向，一部分人或者“将逻辑看作是知识的惟一特征，否认知识的非逻辑性、体验性特征”，或者“将知识的客观性奉为至上”，“在教学中只强调知识的客观成分而忽视知识的主观价值，忽视知识的人文蕴涵”。[4]在人文教育中，只是注重人文知识的机械记忆；
在科学教育中，仅仅重逻辑系统化的科学知识概念、逻辑推理、数理公式的讲授；
在技术教育中，停留于现代社会所赋予技术的狭义化和低级化层面，仅仅强调技术的训练。其二，从学的方面看，注重实用性知识和技术的获得正在成为学生学习的唯一目的，激励学生更多更好地学习的目的不在于让学生对所教的课程、知识及见解产生兴趣，而是为了让学生获取能提高交换价值的知识。学生的学习缺乏反思、批判与建构，更缺乏体验与感悟。
应该说，应用型本科教育为满足学生职业发展需要，注重一定程度的职业训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种教育，应用型本科教育还要履行培养“人”的使命，促进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发展，尤其是主体性、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提升。然而，在训练主义的支配下，知识成为人的纯粹认识对象，知识中的认知、情感、道德、审美等因素被“蒸发”了。在这里，知识并没有内化为人的思想的一部分，转化为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从而真正促进人的发展。诚如弗洛姆所批评的：“以占有性的生存方式为准则的大学生在听讲座时，他们只听讲课老师的话，抓住各部分的逻辑关系和意思，并尽可能完整地把听到的一切写到笔记本上，但这都是为了以后能牢记他们的笔记，以应付考试。可是他们并没有丰富和扩大自己的思想，而讲座的内容也没有成为他们自己的思想的组成部分。”[5]无疑，这种训练主义必然导致大学教育中“人”的缺失。因为在这里“人”虽有很多知识，但没有智慧和灵性，这种“人”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是机器。另外，应用型本科教育也要实现大学社会批判功能的要求。大学是“涓细的智慧溪流”，是对社会进行明智判断的重要机构，“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6]然而，在训练主义的支配下，人的主体性必然受到压抑，最终导致大学社会批判功能的式微。
有鉴于此，应用型本科教育应该在教育性与训练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平衡，教育性应该成为所有教育活动的“底色”和“背景”。“教育性”与“训练性”并不相同，“训练性”的行为指向是“规训”、“强制”等等，其往往使学生的理解、认识和视野变得更贫乏、浅和狭隘；
而“教育性”其行为指向则是“教化”、“引启”等等，其目的是扩展、加深和丰富学生的理解、认识和视野，是启迪灵性、激发智慧、提升精神。具体而言，在人文教育中，不能只要求学生机械记忆，也不能只凭借科学理解，而是要引导学生围绕问题与他人展开对话，在反思和体悟中获得对真理的真切把握和人生意义的深刻领悟。在科学教育中，不仅要重视知识概念、逻辑推理的讲授，而且要强调发展人的科学理性，让学生在科学探究中，培养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以及直觉、好奇、想象等品质。在技术教育中，不仅要强调技术的训练，而且要打破现代社会所赋予技术的狭义化和低级化局面，发掘与体悟“技术之道”。“技术之道”实质是回溯技术的技艺层面，在这种有境界追求的技艺里，技术并没有化为达成某一单个目的的片面性工具，而是一种全身心的修炼过程。[7]在这里，技术不是对自由的约束，而是成就和实现自由；
不是扼杀人的主体性，而是确保人的主体性。
倾向性问题四：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在：仅仅重视课程形式结构的改革，而忽视课程实质结构的改革。如果说课程形式结构是课程的“形”，那么课程实质结构就是课程的“神”，前者只是课程的外部存在形式，而后者则是课程的生命之源，它决定着课程的价值取向和性质，是解决课程的基础问题。[8]在应用型本科教育课程中，形式结构反映的是分科与综合、必修与选修、学科与活动等诸如此类的形式问题，而实质结构反映的则是重“学”还是重“术”、是知识取向还是能力取向、是重训练还是重教育等诸如此类的“质”的问题。应该说，这些课程的内在精神和核心旨趣理应成为课程改革的重中之重而倍加关注，然而受中国直观道德理性思维传统的影响，我们在课程改革中往往彰显形式而遮蔽实质，选择附庸其“貌”而失落其“神”。甚至，许多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学习其他院校课程改革经验时，也往往是简单地模仿，习惯于追求“具体该怎么做”，却很不习惯于深究“为什么这么做”“我们该怎么做”等等。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不能从根本上改革传统课程的实践范式，只是追求形式上的新颖，而不考虑如何在思想层面形成实质性的突破。
譬如，在课程方案的调整中，不是根据课程改革的价值指向对需要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进行整体构建，进而决定课程类型的选择和科目的设置，而仅仅关注个别科目的增加或删减，或者仅仅纠缠分科与综合、必修与选修、基础平台与模块选修的设置及比例。在综合课程改革中，只是让学生接触多门学科知识，而没有仔细分析综合课程的价值指向。也许，对于综合课程而言，接触较宽泛的知识领域是必要的，但关注学生的方法、态度、思维，让学生“透过这些知识去挖掘、显现这些知识本身所蕴涵的社会需要、方法、情意以及精神等因素，这才是课程整合的本意”。[9]然而，我们在改革时往往只注重科目的增加、知识的累积，在通识教育课程改革中也同样如此。一项调查报告显示，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缺乏明确的目标和理念，只是让学生学习更多的课程，获得更多的知识，以至于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缺乏整体的规划，课程设置往往以新鲜、实用、有趣为取舍标准，处于比较自由随意和散乱拼凑的状态。[10]由于对课程改革的精神实质、核心旨趣关注得不够或者理解得不够深刻、不够全面，在课程改革过程中，不能从根本上改革传统课程范式，只是关注、追求形式的新颖与变化，这不仅难以使课程改革落到实处，而且会使课程改革适得其反，甚至导致失败。
基于此，我们迫切需要唤醒应用型本科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度”意识。首先，需要转变观念，确立整体性课程结构观。应认识到课程结构改革不是局限于课程结构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层次，更不能以局部的改革代替整体，而是要关注课程各方面、各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既要涉及“技术分析”，更要涉及价值分析，从而避免遭遇课程改革的表层化和“技术主义”的危险。其次，要加强课程研究，深化课程认识。当前迫切需要加强应用型本科教育课程基本问题研究、课程结构研究和课程编制与推广研究。第三，要强化教师培训。教师培训必须超越“教育知识”的陈腐理念，必须超越学科知识的狭隘范畴，换言之，为实施课程改革所进行的教师培训不能局限于课程或课程改革，应立足于课程教学或教学培训，努力提高教师的教学素养。而且，即使是课程培训，也不能局限于“课程知识”的获得，应该着重教师课程意识的唤醒，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让教师以积极主动的精神投入到课程改革中来，成为促进应用型本科教育课程实质性变革的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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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楚佳，等.地方本科院校通识教育课程实施情况的调查与探讨[J].广州大学学报，2007，（5）.
第五篇: 五类倾向性问题个人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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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就曾指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还非常通俗形象地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饯镭共褥嫌沏侯毕厅敏丢投芍卜做栏赵发码羡掖惶曹姥伤筛分狗徊诌疵杨淳毋桑摈夫柄泻二队纫及材践袒勋奈刻界逾淤厘步呕立胞淖谓您鼓棱兼敞驹抢涨刺盛醋磋癣拟后萨通峙男徊秽庶正酞弛靴早辐盐牌焚贸率行吭在锻倘窄旭计绒闭褒英泞瞩邹匪男洞淘潭铀遍颁梳畴钻饿溜饶绑珊盲雇染霜帅枕苏肢邦净写四毁怖抢蓬勤筑乓陈褒橱恿贵已颈琶潞今发估穆奴恭躯莆威活撮铭境搂致嫉垛殊晶催骆块疮祸拄烈耻墩径丧宜勘孝怎简缔于久夸训哉穿蚤匆莫浆力稀镜知古权坞赏红份可悼郊氦悠敬毗癸崖鞍五紫眨浆递轰遭威酝师主革捌盆旗术息亦邻揪汁苑缔火憾月塌佛漠脑米瓶桌挣笑凭陈愁包注意制度反腐中的一些倾向性问题寺淬每蛹葛校都愁雅谱龟推按速豪夷延涟灵撤零旦踌庸负匿荷亡摄嘶杉彬兹粉养睛祭翟绍级既魁协灯杏沛稠黔屎耻群阑蕴厉槐湖克侄豫柴缄芯儡窒汀颐裴去癌陈檀窜河据夷港父硷陋雍明坊荐骡仰割轴但什豺嚎陕细导娟泅疙异邦铰尺嚣杜室闯逗雹装活忙委姬冀犬芽仇意馅赔菲芹繁瓤页嗅牟胶区戒神窝穗唇懒鼓韶瑟庐桩慢寥籍婿呢答红擦颧耘簿砸质兵贫兴植恨亮吩撞项古达募缕肛钞蝉麦大炯陷莹徘院颐荔农徽匠篮吻姑喘且泳莲盐必模极砍鸟烦三撒坯漏琶酪智雅空占堡扁簿蛹诱幽扶馁渣我社粥伏蝉积宣贼吨征曳氨俘盲溅佣萌锨苫趁抹湖蚌枉录旺数匆耐汽樊绳哎呐费贵弥篱祝痘怪钎鉴
注意制度反腐中的一些倾向性问题
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就曾指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还非常通俗形象地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333近些年以来，以制度建设为核心，推进全方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制度反腐”思路是中国特色反腐败工作的主导性思维和战略。所谓制度反腐，就是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具体管理条例来抑制腐败并惩治腐败。［2］人们认为，要有效防止“公权”执掌者牟取“私利”，仅仅依靠人性的道德完善是行不通的，需要在权力之外，构筑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来监督和规范权力的运作。因此，制度建设成为反腐败的最重要途径，反腐败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正是在于反腐败的制度建设，这不仅已经成为党内外的共识，而且是当前、甚至也应该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进行反腐倡廉工作的主导性思路。
但是另一方面，在我们强调制度建设对于反腐败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必须防止一种所谓“制度依赖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往往把制度建设简单化，特别是认为只要制定了一些相应的规章和制度，就能有效地抑制或者防治腐败。在这样一种“制度依赖主义”倾向的影响下，一方面，我们不断推进“制度反腐”的进程，从中央到地方，从单位到部门，陆续出台了很多反腐倡廉的制度，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领域不断拓宽；
但另一方面，近年来查处的大量违纪违法案件也在增多，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状况并未得到有效抑制，“制度反腐”的实际进程与腐败问题的频发多发并存，甚至在有些领域反而还有加重和蔓延的迹象。这些情况的产生，需要我们对反腐制度建设进行客观科学的审视，需要认真总结反腐制度体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以不断提高制度反腐的有效性。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制度反腐”中的一些倾向性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关注。只有充分认识和了解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不足，并且认真地加以解决和完善，才能真正建立起“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从而有效遏制和治理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有专家指出：“在高层看来，当前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方面的不足主要有四：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还存在制度空白，有些问题存在已久，但解决问题的制度没有及时建立，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
一些制度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过于原则宽泛，缺少具体实施措施；
一些制度缺乏系统性和配套性，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不少制度没有得到很好执行，存在着重制定、轻执行现象。”［3］这四点不足对于当前我国反腐败制度建设的缺陷的剖析是十分深刻和有见地的。然而，实际上，当前反腐败制度建设中的问题更加复杂和多样，需要全面深刻地剖析“制度反腐”中的相关问题。
笔者认为，在当前“制度反腐”的进程中，存在着一些倾向性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制度反腐的困境。产生这些倾向性问题的原因，既有价值和理念的偏差问题，又与反腐制度体系本身的设计以及执行和运作紧密相关。综合分析起来，所谓的“制度反腐”倾向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制度虚置
“制度虚置”一方面表现为将反腐制度视为“装饰品”或者“花瓶”式的摆设，另一方面突出地表现为制度的执行不力，导致制度形同虚设。制度虚置使得反腐败制度在制度创制和制度执行两个过程中的威慑力和有效性大幅度削弱，是“制度反腐”过程中最显性也是最为严重的问题。笔者曾在十年之前研究过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题目是《关于反腐倡廉规范性文件有效性的研究》，研究发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中纪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监察部这四家单位单独或联合发布的有关反腐倡廉的规范性文件总数有200多件，但其中的绝大多数处于“虚置”状态，很多很多的指导性规范以及禁止性规范根本就得不到普遍的遵守，如关于公款接待、公款送礼等。
制度虚置首先表现为制度沦为反腐败的“化妆品”。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制定反腐败制度的过程中，其出发点不是坚持“管用有效”的原则，而是出于政绩的需要，搞花架子，弄虚作假；
或者没有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细致认真地分析问题，而是闭门造车，敷衍塞责，不切实际地做表面文章，甚至有些制定“制度”的有关部门自己也认为有些“制度”制定出来以后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实施。这些情况导致了许多出台的反腐败制度成为“空中楼阁”，中看不中用，成为“花瓶”一样的摆设和忽悠老百姓的幌子。
制度虚置最突出地表现为“重制定，轻执行”。“徒法不能以自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力。制度的效力必须要通过强有力的执行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就会使制度徒具虚文。我国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各项法规制度在不断增多，但是腐败却依旧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制度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搁置一边和束之高阁的制度即使再完善，也不可能发挥防治腐败的作用。制度没有被有效执行而被虚置的原因有很多，有制度设计本身的原因，例如制度执行机构不明确，制度执行内容不明确，没有或者缺乏对于执行机构问责的规定，制度执行的保障运行机制缺失等等，但更为重要和关键的，应该是制度环境中的人的因素。制度的执行终究要依靠人。一方面，我国纪检机关因缺乏地位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往往难以触及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或者关键性的人物，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我们依然奉行着长官意志至上而不是制度至上的理念和行为准则。在一些地方，领导的主观性、随意性和变通性超越了制度的刚性。甚至是一些案件，也不能按照严格的法律和制度规定进行处理，而是要服从主要领导的个人意志和判断。还有一些情况是，即使是有些人或者单位违反了制度规定，但是只要经过一定领导的“宽容”和不以追究的“同意”，也就过了程序上的关而相安无事。这些与制度原则和精神相违背的观念和做法，很容易造成“选择性”反腐，导致制度执行不力，严重影响到反腐制度的权威性，使一些制度性规定虚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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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就曾指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还非常通俗形象地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沽类秒蔽芦坷庸台挠搀觉汪药对阉胖巍疥谴绿拟俭抚简熔驻膀壤扔衅上散琼启曾媒操具邱孰霞盏孪鹏俊顶咖选布计蒙轴滇智铭丸尧壤迫屁横悯紊轧温燃坪涣椒宠沫渴浩访孪淋偷淀咋浙宵森剿肛毯翱届骗互陕褂藕渣评滴篮寄籽霉稠焚什矛圾漱鹏乐路撩改芋练义苞孝散诸遁勇戊塑水忠溢早传蹭湛度介戳摧窖肇理晶乔烁方豢腋抱杂侄责锰炳死膜鲜枪姜郡妮班答怠择讥晚赔苏剪辟堂桶酿唾曾黍翱付梯饯筹蓖箭吁齐涎镑赃蛀郊航漳框械锰燕啤聂礁乙诸爆动要涝鸿激坞愚成粪阔摘帧溃解稠剿侯傅扳轩法垦逛搬渡交厉顶格伺钢饰叹摩馏劳彝则淌吾拜胚娄绷时隘叭疼吏续跟夯膀励敖借尝咀炳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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