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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中国需要并营造什么样的国际关系3篇
【篇一】新时代的中国需要并营造什么样的国际关系
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医生呢？
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在一篇名为《备受威胁的中国医生》的文章中这样说道：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然而如今，中国医生的形象却一落千丈，甚至有一部分人已不再把医护人员看作"白衣天使"。据卫生部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每年发生医疗纠纷超过100万起，由医患纠纷引发的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
"医院已经变成战场。"《柳叶刀》这样的比喻不无道理。在这场战争中，患者心急如焚，医生劳苦不堪，还有些患者甚至用暴力表达对医生的种种不满。然而，这一切都是医生的错吗？10月26日，北京大学医学部迎来百年校庆；
27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也欢庆建校60周年。值此之际，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中国医院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黄钢，一起探讨了中国在现有医疗体制下，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医生，如何才能弥补医患之间这道巨大的鸿沟。
良好的医患关系建立在人格平等和互相理解的基础之上。隐藏在无数医患矛盾背后的是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医患沟通渠道的不畅。当患者花了两小时排队挂号，花1小时候诊，忍受了漫长的等待后，等来的却是一张冷漠的面孔，甚至不耐烦的态度，他们很容易愤怒。然而，对于一名一上午看了50个病人、忍受着嘈杂无序的就诊队伍、4个小时没有喝一口水的医生来说，保持微笑和温和耐心的语气，同样是个有些"残忍"的要求。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是医生与患者之间最大的一条鸿沟。
记者：您如何看待目前老百姓对医生的种种抱怨？
柯杨：这些抱怨背后的深层原因，与中国的医疗体制有关。目前，全世界比较合理的医疗体制是：分层、分类、分级。比如在城市，社区是最基本的层面，中间层是二级医疗，最后才是三级医疗。社区医生先指导病人做决策，一旦发生严重疾病，再建议到二级或三级医疗机构看病。而三级医院主要解决疑难重症，先进技术的推广、传播和教学培训的问题。可是，目前中国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医疗网络。虽然政府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基层医疗缺乏高水平医学人才的现实却不可能马上改变。患者就像三级跳一样，一下子涌进了三级医院，让医生们无暇应对、措手不及。再加上其他因素，如诊断方式越来越依赖高科技手段，导致患者的花费越来越高、对医生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但又不一定能得到有效治疗；
医学本身的局限性仍然很大，这点多数患者不了解，所以心理落差大，容易把不满发泄到医生身上。
黄钢：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医生更多地依赖各种检查设备，和患者沟通得越来越少，CT与B超随手就开，"望、触、叩、听"似乎成了传说。另一方面，很多医生工作量太大，工作严重超时。一上午重复50遍相同的话，再有耐心的人也难免会有脾气。再加上有些患者对疾病、诊疗不理解，苛求医生，这也造成医患矛盾日益加剧。
我也常碰到患者抱怨，比如同样是做CT筛查肿瘤，有的人结果是阴性，会抱怨白花钱。有的人没必要做，他又会抱怨，为什么不让他查CT，漏诊了怎么办。这时我会给他讲科普知识，看诊疗流程，告诉他检查指征等。当患者了解后，沟通就畅快了。
记者：您以普通人身份看过病吗？遇到过和医生沟通不畅的情况吗？
柯杨：有过啊，陪我母亲、女儿看病。我发现，医生可以改变他的一些说话方式。但是，目前整个社会都存在这样的观念：只要一个人，对其他人有一点支配权的时候，就变成人格的不平等，掌握一点别人的命运就颐指气使。医生往往表现出这种姿态，当他认定自己实施了正确的治疗，就可以说话非常生硬。在医疗行业，态度生硬就代表了一种居高临下，因为面对的是弱者，就很伤人。如果不出问题，病人都能接受；
一旦出了问题，这样的态度就会成为"导火索"。
记者：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柯杨：我觉得这是教育的失败。我们的教育不注重独立人格和人格平等。这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养成的。我们从小就教育小孩要服从家长、服从老师、服从长者、服从权威、服从领导。长时间处于服从的压力之下的人，长大后一旦拥有权力，就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报复"在有求于自己的人身上。这是一代代往下传的东西，这个理念太糟糕了。而且，这与知识水平的高低没太大关系。只靠医学知识，不一定能把一个人变成"成熟"的人。我们自称医学是"人学"，但"人学"是要对人的心灵有所理解，这恰恰是医学所缺少的。只靠医学教育是不可能改变这种现象的，因为学生从小到大习惯了这样的教育、看惯了这样的人。我只能告诉学生，对待弱者时不能这样。
黄钢：目前，一些医学教育遵循"快速培养模式"，强调先进的诊疗技术，但实实在在地少了一些无形的、底蕴的人文熏陶。这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也使得沟通不畅成为必然。
医学不仅有着科学的严谨，更与人休戚相关，离开人，医学就失去了本源；
离开了人文关怀，医学就失去了灵魂，只是物化的科学。作为一名医生，可以成为"大师"，也可能成为"工匠"。其差别在于：前者有思想，有方向，更注重人本身；
而后者只是精确地做一件事情，重视病而忽视了人。当下很多医生仅仅将病人视为疾病的载体，那至多就是个"工匠"，这不是医学的进步，反而是倒退或悲哀。
当我们把爱传递给学生，才能让学生接过去，再传递给患者
大学是培养理想的地方，然而这理想又必须在现实中打磨。现今社会的复杂性毫无疑问地影响到了医学校园。各种医患矛盾、医疗纠纷让医生这个职业在学生的心中逐渐失去了"理想"的光环。如何教会他们处理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让他们心中的"爱"永不消失？
记者：现在的学生会跟老师交流医患矛盾的问题吗？
柯杨：当社会上出现一些极端医患矛盾时，学生们会比较困惑，个别学生做医生的理想会因此动摇。有的家长会给我打电话，说："如果我们孩子将来当医生，你们能保证他的安全吗？如果不能，我们不要再念了，我们要改行。"每次听到这样的电话，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因为产生医患矛盾的原因很复杂。
记者：在医患关系上，体制和文化传统一时难改，那我们能改变什么？
柯杨：一方面是教育问题，改善就医环境，分解医生专业以外的负担也很重要。医院应该设立专人专岗，给予病人更多关爱。比如，医生开了药，药怎么吃有专人解释；
设立专门机构，让患者有聊天、倾诉的地方。很多医院都开始做这些了，但做得还不够。因为人力资源支出太大，影响医院生存，需要体制和政策支撑。这对病人非常重要。
黄钢：对医生进行爱心、责任心、沟通技巧的培训，注重培养其精神世界，丰富其人文情怀。要让医生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活生生、有感情的人。随着人文底蕴和博爱关怀的增强，医生对病人的疾苦感同身受，就能理解患者急躁或过激的言行，就会主动地对其适时安抚。病人得到了安慰，心情得到舒缓，矛盾也就没有了生长的土壤。此外，在对老百姓做科普时，也要让他们了解诊疗程序，体味医生的辛苦，不再过度苛求医生。
记者：在我们看来，很多医生比较冷漠，包括对生死的态度较淡然。这是他们的个性，还是在学医后形成的？
柯杨：很多人学医有一定的必然，他们好助乐施，但往往也是想找一个职业，凭本事吃饭，万事不求人。另外，一旦选择了这行，就必然要面对生死、流血等种种问题，不坚强会被淘汰。在教育中，我们要求医生既要有坚强的神经，还得有柔软的内心。很多医生大病一场后，对患者的态度一下子转变，因为他真正感受到了当病人的痛苦。所以，医学教育中有"叙事医学"的说法，就是通过描述病人痛苦，让医生感同身受。
记者：在人文教育方面，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做过哪些调整？
柯杨：北医专门设立了医学人文学院，现在对医学史、伦理、交流、医学叙事学等课程都进行了加强，比如增加了感同身受课、告知病人方式的课程等。用这些课，一点点地增加学生的人文素养。
黄钢：四五年前，上海交大医学院就开始改革。以前强调医学知识的背诵和记忆，现在更强调能力提升，制订了一系列"能力提升计划"，针对的是医学生的全面培养，大大加强了人文教育。
记者：在你们学校，人文教育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柯杨：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感同身受课、告知病人方式等课程，通过一些场景设置，让学生体会与病人不同的交流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让他们将心比心地去体会病人的需求。
手术前告诉病人手术风险，就是场景设置的一部分。手术前，你必须告诉病人，可能出现什么不好的情况。很多病人会觉得比较难接受，所以医生必须掌握说话的态度和方式。再来说说"感同身受课"，这门课特别难，有时还得请得过病的医生来讲。就是让学生通过观察病人的痛苦在哪儿、问病人你怎么难受，不断地去体会病人的感受。
黄钢："名画中的医学"系列讲座算是我们学校比较独特的。这门课从2011年开始，由我主讲。我们有一些人文课程，但学生积极性不高，授课老师也很痛苦。我一直在思考其意义何在？因此，我试图改变灌输式的生硬教学法，改用一种柔和、润物无声的方式去启迪和感化学生。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年曾给予我强烈震撼的世界名画。
事实上，名画暗藏了很多医学线索，不吝于一部医学发展史。比如《拉普教授的解剖课》，可以视为解剖学的起源；
伊金斯的杰作《大诊所》称得上是19世纪70年代美国外科的快照。开课之初，我也有担忧，特意将课程安排在晚上，不计入学分，结果出乎意料，常常座无虚席。我希望通过名画让学生发现医学的新鲜之处，在艺术中体会医学，在医学中感悟艺术，也更希望他们能从中领悟到医生的伟大，了解并具有这份职业应有的奉献精神。
真正的好医生是个成熟的"人"，而不只是一个掌握技术的"匠"
几乎所有人去看病的时候，都希望自己能碰到个"好医生"。什么才是"好医生"？不少老百姓对此的要求是"医术好一点"、"态度温和一点"。殊不知，要做到第一点，一个医生需要至少8年的寒窗苦读，再加上长期在临床上的苦苦探索；
而要做到第二点，可能比第一点更难，因为一个简单的微笑、一句温暖的话语背后，藏着一个人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记者：如果您自己去看病，希望碰到什么样的医生？
柯杨：首先他的医术一定要高。当然我知道疾病非常复杂，如果他没时间跟我好好解释，希望他起码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其次，我希望找大夫一下子就找对了，不要被推来推去。如果能得到医生的安慰那将更好。
有些患者会说："我希望医生能听完我说的话，有时候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了。"我觉得，这其实取决于你得的是什么病。有些病医生确实见得太多了，生死关口的都不陌生。一些常见的疾病可能他一听就明白，加上门口又有那么多人等着，所以不会给你太多时间。其实，医生的职业风险很高，出了问题是要打官司的，所以如果他没有把握，不可能不负责任地随便打断你。我觉得你要让医生看病，首先要给他起码的信任。
当然，从医生角度来说，在有时间的前提下，一定要和患者多说几句，这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而听诊前捂捂冰凉的听诊器，用手拍拍患者的肩膀等动作，也能取到很好的安慰效果。不过，这些体贴的细微动作，都基于医生要对人性有深刻的理解。
记者：医生理解人性对看病有什么启发？怎么才能让一个医生更多地了解人性呢？
柯杨：其实很多职业都需要理解人性，医学尤其如此。人类是个群体化的动物，所以你必须理解别人。人性本身又很复杂，不是光有善，也不是只要有了善，就一定能做好事。好的社会体制能挖掘人性善，抑制人性恶，反之则不然。而人和人之间，用善可以诱导出更多的善、理解与和谐。
那么，怎么才能让一个医生更多地了解人性呢？我觉得要增加他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这只靠医学院的教育不可能完全做到，需要在一个人从小到大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中不断完善，也需要他们自己去体会和感悟。我们有一项努力，是鼓励年长有经验的老师不光教书还要育人，要和学生聊天，也鼓励医学生去看小说、读经典、学历史。我们北医现在8年制的学生，后面3年基本都在临床实践。临床这个地方很独特，什么身份的都有，就疾病来说，是痛苦的弱势人群，接触他们，对理解人性有得天独厚的作用。
记者：据了解，国外在选医学生时会有一个面试，考虑其个人素质是否适合当医生。中国则几乎是高考一条路。那么如何来平衡这种差异？
黄钢：高考制度限制了我们不能面试，很大程度上确实以高考分数作为唯一标准。但我们学校有自己的招生原则和评估指标，比如第一原则是"非第一志愿报考者，不要"，第二原则是"如果不想学医，要转专业，立刻同意"。入学后，我们会适时对医学生进行素质评价，如果发现其素质不太适合当医生，老师会尽力帮助他改善。
近年来，部分医学院校遭遇"招生难"，我们学校暂时没出现这个问题。有些学校用奖学金等手段吸引人学医。我的态度正好相反：医学专业不能通过利益诱导。因为医学是一个为人服务的学科，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不能贪图名利。
记者：在你们的心目中，真正的"好医生"什么样？
柯杨：一个真正的好医生，应该是个"成熟"的人，一个"全人"。我认为"成熟"的人，一是要经过教育后，有理性的思维方式，二是要对人性有深刻的理解和体谅。而"全人"，不只是一个掌握技术的"匠"，是要有交流能力、创新能力、团队精神、面对复杂情况和人打交道等能力。
黄钢：好的医学生和好医生一样，都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精神，富有爱心和责任心，有不断否定自我的勇气，并善于总结提高，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和激情。
【篇二】新时代的中国需要并营造什么样的国际关系
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艺术？艺术的发展无疑是无法摆脱和时代、社会的联系，而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激烈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文化艺术的发展。而作为中国当代艺术重要分支的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就不可避免的面临着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回应激变的社会，激变的现实。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段，中国当代水墨艺术也能不断适应这个变幻不定的社会现实，不断寻找新的话题，新的符号，以回应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而社会结构的转型和艺术家自身的创造性无疑开启了水墨艺术的解放历程，及解放以后的水墨新方式。
探寻水墨艺术不断获得解放的历程，不难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未有之变局，中国从传统社会急剧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不仅仅是新旧观念的冲突，亦是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冲突，更是中国在急剧完成现代性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在地现代化过程。当我们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型时，当我们从一个农业国逐渐向新型工业国家转型时，当我们日渐脱离乡土社会而高扬城镇化步伐时，这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变迁，不能不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都市文化的兴起，观念形态的更新，大众文化的流行，图像时代的来临，特别是全球化的冲击，都使得水墨艺术和水墨艺术家不能孤立于当代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文化思潮更替之外。而置身其间的文化传统又构成了水墨解放的背景，意即水墨艺术所面临着的传统，一方面它带有强烈的农耕文明特质，这种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构成了水墨解放的强烈羁绊；
另一方面，1949年到1976年的毛式传统，浓烈的社会主义经验视觉叙事和题材决定论，还有就是第三方面的传统，即1978年以后的邓小平传统，即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传统，水墨艺术正是在这些传统的浸淫中一步步挣脱出来，寻求到了一条自我融入当代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系统中。特别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不仅开启了全面的市场化道路，也彻底终结了计划经济模式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窘境。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不仅使水墨获得了解放，它必然开启了水墨获得解放以后水墨艺术的新时代。
如果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一个历史节点的话，不难发现，水墨在这个阶段的探索不仅弥漫着强烈的求新求变特质，从中亦可找寻到水墨艺术走到现代水墨的视觉表达路径。
现代水墨与传统水墨（主流、体制内）的最大区别，或者说这一阶段的水墨方式是通过向西方的学习，特别是以西方现代艺术中的抽象艺术为参照，它吸收的是西方抽象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的手段和方式，采用拼贴、错置、挪用、变形，以水墨拼贴和平面装置的形式，强化制作感，消除手画的痕迹，除了纸与墨，传统的技术基本上派不上用场，这样传统的笔墨趣味和题材模式就被破坏和消解的无影无踪。传统的笔墨标准也被扩大和改写，现代水墨还注重的是一种风格的建立与范式的确立。这也导致大多数水墨艺术家基本上陷在了现代主义情理中，致力解决得问题也主要是传统语言的现代转换问题，而缺少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关注。这种和现实生活始终处于一种隔膜状态的现代水墨虽然远离了传统水墨的表现方式，但却始终也难以进入当代水墨对当代社会人的生存状况与人的生存境遇的表达的这么一个境界。现代水墨作为现代中国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不得不处于一种悖论的发展逻辑中——夹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的中国社会的一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珍惜与留恋；
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一种面对现代性的焦虑，即对现代性的渴望与追求。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当当代艺术家注重将社会意识、问题意识融入到艺术创作中时，而大多数水墨艺术家却仍然热衷于对传统的语言媒介问题提出问题；
而较少从当下文化问题中寻找水墨艺术的对位性。于是空洞的、玄而又玄的观念口号和冷漠的图式躯壳，在无法融入当下的文化背景时，只能游离于社会现实与精神生活之外。现代水墨的“大部分实验的重点都放在语言的可能性上，即基本上是遵循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的形式主义路线，尽管它有着相当大的独立性，但整体上仍然与中国现代（前卫）艺术的发展同步，也就是说，就像中国现代艺术在不长的时间把西方现代艺术演示了一遍一样，水墨画的实验也几乎与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是同一个模型，但是要慢半拍。”（易英：《实验水墨的可能性》《学院的黄昏》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第477页）慢半拍一语道破了水墨的实验并未能和开放的社会发展同步，其语言的实验似乎总是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循环，而用现代的语言形式重新阐释传统，在本质上是对传统的承接与延续，这必然导致现代水墨既旁落于前卫文化，又旁落于当代文化。水墨媒材与信息时代构不成一种对应关系，因而必然决定了现代水墨的一种尴尬处境。事实上，90年代以来的现代水墨一直遭受着来自两方面的批评“前卫性的批评家认为他们与西方抽象主义、表现主义等过于接近，而抽象主义在西方已是十分成熟的早期的现代主义流派，现代主义在西方其实已经走向了尽头，因而，在艺术史上不具有冲击力和语言的新颖性；
另一种批评来自水墨画内部，认为他们舍弃了传统水墨画的笔墨精华，舍弃了形象，只是在玩形式主义的游戏。”（殷双喜：城市·水墨·现代性《艺术生活》2009年第1期第21页）
进入新世纪的10年以来，伴随着新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我们惊讶地发现，一个大历史、大政治的时代已成了明日黄花。它的彻底终结使得80年代以来那种个人与时代命运相连的大时代的苦忿悲情与宏大叙事已成为过去。对于21世纪而言，体制内与体制外已不再有区别，官方与民间也少了些对抗，地上与地下的界限也消弥了，空间秩序成为一种单向度的社会制度。当代人们再谈论这个阶段的当代文化发展状貌时，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么一种倾向，即执政党政治文化的“再中国化”。因为自1990年以来，在中共政治文化里面，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作为口号越来越多地出现。那么，“再中国化”又意欲何为呢？其实“再中国化”就是要自觉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正能量。而作为民族文化符号与礼仪的水墨艺术无疑又是“再中国化”在艺术领域的表征。也可以说，水墨艺术往往被赋予一种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使命。但究竟哪种水墨具有这种历史担纲呢？在此，笔者认为，解放的水墨（当代水墨）则是以当代视角，对传统意义上的水墨有着一种颠覆与超越。它不仅仅是在媒材样式与观念形态上，更深层次讲，它其实是试图重新建构一个新场域，这个场域就是一个关乎“中国画”的评价标准和教育体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放的水墨（当代水墨）并不是结果，它实际上是在“再中国化”的讨论中，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水墨艺术又向何处去的问题。它的真正意义则是提出了水墨艺术在未来的可能性。但活跃、冲动与丰富，特别是夹杂其间的混搭、多义与多元，新的中国性无疑又构成了2000年以来水墨艺术获得解放以后的关键词和视觉叙事路径。
解放的水墨超越了把水墨作为中国文化精粹和代表的理想，超越了对水墨的种种约定俗成的规范，破除了笼罩在水墨艺术头上的种种清规戒律，破除了水墨的基本规则，打通了水墨艺术进入当代的途径。于是，这种解放了的水墨形态无疑被放到了一个日益开放与多元而又充满着活力的当代文化背景中。它不仅导致水墨艺术家对水墨艺术的一种再理解，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我的视觉思考与表达融入到当代文化问题的思考过程中。在此，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解放的水墨已悄然地把架上水墨的概念解构了。它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文化方式，它以一种开放性、包容性、国际性、颠覆性，从根本上改变了水墨艺术的“慢半拍”的窘境。它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文化表征，并开始蔓延到各种艺术方式中。于是，传统的某些元素成功地转换为当代情怀的表达。解放的水墨无疑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找到了有效的表达方式，并愈来愈以一种差异性的民族身份参与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国际文化交流中。水墨解放带来的突出变化，则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与水墨有关的装置与影像
装置艺术的当代特质也使其成为后现代艺术的一个主要表现。而其特点就是一是要有空间和体积。传统意义上的水墨强调卷轴、把玩、留存久远，但装置艺术则可以在做完之后马上消除，并不追求永恒和不朽。而空间和时间界线的消弭，水墨的语言特性在当代社会批判精神中的消失与重构，都引发人们对水墨与装置间的结合所产生的水墨解放形态进行讨论。而网络化的生存现实和科学技术与多媒体手段的介入，虚拟化的精神体验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于是一种无笔无墨的水墨表达，如设计水墨、光影水墨、影像水墨的出现，使水墨表达开始从架上走到架下，从纸介质走向综合媒材，从二维转向了三维，从静态走向了动态。这不仅改变了水墨艺术的展示方式，在阅读方式和审美习惯上也是一个颠覆性的变革。
二、非水墨艺术家的水墨情怀与表达
水墨的解放重要的并不是水墨，不是材料，而是观念的呈现。一些成熟艺术家在新的叙事情境下，在强调自我原创性基础上，愈来愈注重立足传统文化的基础，同时彰显当代文化特征。由于他们没有水墨的包袱，反而在探索水墨新的可能性上做的更加开放与自由。
三、水墨新意象
仍有部分艺术家一如既往地坚持架上水墨探索，仍然坚持用架上水墨作为应对艺术与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尽管他们用于表达的仍然是传统的媒材，但它和传统水墨有着截然的区别，即它是当代的社会生活在当代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它关注的是当代人的生存状况与生存境遇：它有着当代艺术一贯的问题意识，彰显着一种追问精神，体现出了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直入当代艺术的堂奥。
四、科技与奴役
数字时代的水墨其实隐含着一个深刻话题，就是科技与奴役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水墨获得解放后面对科技的发展所必然面对的现实。它带来的水墨解放方式则是科技越发达，对水墨奴役的色彩越强烈。但其深层内涵不言自明，就是在科技背后有奴役，水墨背后有自由，水墨的解放，及不断走向广阔的公共空间，其实解放的何止仅仅是水墨，它揭示出的是水墨背后人们精神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格。
五、微时代的水墨新方式——微叙事、微体验、微表达
水墨的解放在70、80后们身上的表现更为直接。而70、80后们既能敏于时代变迁，又能从自我的生存体验出发，他们以一种浪漫、幻想，抑或是梦游与妄想，置身于一个虚空的网络化的生存现实，他们营造的是属于自我的话语空间。特别是在微博、微信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同时，艺术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图像的逼真动人，手机阅读的快捷便利，当数字开始挤压文字，界面不断欺负纸面，读图日渐代替读字，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以个体方式展开对社会的一种微抵抗。他们用自我内在的激情，真实记录着我们生存的社会现实，又通过自我的一种对当代社会和艺术人生的微叙事来消解宏大叙事，用微体验去消解社会主义经验，用微表达终结了一代人的集体主义经验和集体主义记忆。微时代的水墨，仍然折射出的是艺术内在形态和新一代艺术家心态的深刻转变。这不仅仅是视觉图像的转向，更是微时代的一代青年对激变的社会现实所作出的激情思考和视觉想象。整个社会的宏观结构发生激烈变化的同时，激变的社会必然迫使他们作出自我思考和判断。那么用怎样的方式来回应社会的变化问题呢？因为微时代所带来全球信息的公开与透明，以及从中出现诸多不曾遇到想到的问题，仅仅依靠现成的知识储备、思想储备难以回答。因此，新一代艺术家敏锐地抓住了微时代的文化脉搏，又非常机敏地针对微时代的文化问题，作出了回答。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微时代的水墨正是水墨获得解放走向未来的憧憬与期盼。
2014年5月9日
18:00于东湖三官殿
在“文明的冲突中”的一种文化的自醒与文化的自觉。尴尬的现代水墨则需要找到，突破传统与现代的进退两难得有效方法。当代水墨顺应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潮流。表达出当代社会中人们当下的思维。当代水墨这种新的实验维度也是作为民族本土艺术走向当代的必然。
现代水墨与传统水墨（主流、体制内）的最大区别，是通过向西方的学习，特别是以西方现代艺术中的抽象艺术为参照，它吸收的是西方抽象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的手段和方式，采用拼贴、错置、挪用、变形，以水墨拼贴和平面装置的形式，强化制作感，消除手画的痕迹，除了纸与墨，传统的技术基本上派不上用场，这样传统的笔墨趣味和题材模式就被破坏和消解的无影无踪。传统的笔墨标准也被扩大和改写，现代水墨还注重的是一种风格的建立与范式的确立。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珍惜与留恋；
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一种面对现代性的焦虑，即对现代性的渴望与追求。现代水墨的“大部分实验的重点都放在语言的可能性上，即基本上是遵循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的形式主义路线，尽管它有着相当大的独立性，但整体上仍然与中国现代（前卫）艺术的发展同步，也就是说，就像中国现代艺术在不长的时间把西方现代艺术演示了一遍一样，水墨画的实验也几乎与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是同一个模型，但是要慢半拍。”
【篇三】新时代的中国需要并营造什么样的国际关系
新时代需要树立什么样的文化观念
马军海
【摘要】【摘要】新时代的文化观念应当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匹配，超越西化与复古、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立足于中华文化的连续性与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实现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传承与发展相结合、借鉴与包容相结合，确立自信自觉的文化理念，为中国人的生活作出前瞻性而非跟随性的理念设计。【期刊名称】人民论坛【年(卷,期】2019(000006【总页数】2
【关键词】【关键词】新时代文化观念时代现实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们应该树立与之相匹配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使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适应。特别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全球蔓延，中国更需要保持自己的思想独立性与文化主体性，不能跟着西方亦步亦趋。从文化观念和文化主张上来说，我们需要立足于文化观念与民族复兴的内在关联性，不断省察自身的文化观念，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观念。
省思西化、复古的文化观念
晚清以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开始不断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从器物、制度到伦理、思想，从基于维护中国文化之“体”的洋务自强与变法维新运动，逐渐转变为激进的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在这期间，志士仁人提出了诸多救亡主张，如“中体西用论”“托古改制论”“全盘西化论”“返本开新论”等。在这些思潮中，流行性、主导性的观念还是向西方学习，输入西方学理。这一文化主张，表现为西化、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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